从“电子一条街”到创业者的“延安”

　　“知识分子创业，包袱太多。”42岁的吴甘沙一头少年白，像雪花散落在发梢。

　　两年前，他是英特尔公司中国研究院的前任院长，他现在的公司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量子芯座大厦。

　　上世纪80年代，一批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走出象牙塔，到街上蹬起三轮车。车上装着电脑、存储器、集成电路……此后中关村变成IT人才成果产业化汇集的中心。

　　在这里，研究员柳传志白手起家创立联想，见证了中国IT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史。“天才少年”王小川大学期间卷入互联网大潮，从清华学霸成为身价过亿的搜狗掌门人。吴甘沙多次迟疑后，终以“自由落体式的一跳”，离开优渥的外企，跳进人工智能的黄金坑。

　　在这些创业故事里，理想照进现实的光环和难以承受的冰冷残酷，都随着知识和钱产生的化学反应，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应运而生。

　　知识分子蹬上三轮车

　　科学院南路2号，是位于中关村的融科资讯中心。

　　吴甘沙之前所在的英特尔公司就在这座大楼里。2001年，从复旦毕业的他走进融科，做人机界面研发。就在大厦的电梯间，他第一次见到联想教父柳传志。融科是联想总部所在地，柳传志的办公室就在英特尔楼上。

　　谈及联想初创，柳传志多次提到“憋”这个字。“现在的年轻创业者可能体会不到‘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现在想创业就创业。”

　　他说的那种“憋”，把时间刻度一下拉回1984年北京的秋天。

　　融科的所在地，当时是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4年10月17日，40岁的柳传志拉着10个小伙伴，开了新公司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地点就在科学院传达室的小平房。

　　旧东西刚腾空，屋里空空荡荡，尘土飞扬。没有总经理，没有画满蓝图的PPT，更没有天使投资人。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打扫卫生，打扫完了大家在三个长条凳上坐下，发愁20万的开办费怎么花，用什么法子赚钱。

　　在那之前，柳传志在科学院“憋”了13年。他住在单位旁边自行车棚改造的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加上用油毡接出的一块，一共16平方米。他做的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束之高阁，科技成果没有实现产业价值。

　　“今天的人会想，一个40岁的人怎么还创业呢，可那时候，我真没觉得自己老，相反我倒是觉得恰逢其时。”

　　柳传志说，当时的院长周光召希望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能够下海办企业。柳传志想试试，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当年的海淀区，已经聚集了中国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和硅谷不一样的是，初期的中关村与技术创新关系不大，主要是倒买倒卖，做贸易。

　　即便以谨慎、稳重著称，柳传志还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真金白银的损失。就在这次创业伊始，20万启动资金被骗走了14万。眼看“两通两海”——四通、信通、京海、科海在电子一条街风生水起，柳传志硬着头皮摆地摊，卖电子表和旱冰鞋，补被骗的窟窿。

　　1987年，联想已经有了100多万的年利润，却因为转外汇再次被骗。当时为了追回被骗走的300万元，柳传志拿着板砖到骗钱的人家门口蹲了很长时间，这段经历后来广为流传。把钱追回来后，柳传志到了晚上两三点钟依然会被吓醒，住到医院三个月才调整回来，“那是多少人辛苦挣回来的。”

　　计算所的同事胡锡兰多年后依然忘不了办公室窗前的情景：联想的一辆辆三轮车穿梭而至，二十来人把一大堆微机从三轮车上搬进院子，将近2000个包装箱浩浩荡荡，人拉肩扛，烈日下的柳传志和李勤，这两个日后中关村叱咤风云的人物当时挥汗如雨，衣服都湿透了，后来干脆光着膀子，跟天桥的板儿爷一模一样。

　　作家宁肯把这一幕记录在《中关村笔记》一书里，他在文中说，“知识分子蹬上三轮车，当时没人说得清楚，算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永远战战兢兢

　　“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不仅是柳传志对早期中关村的记忆，也是之后两三代北京人共同的记忆。

　　吴甘沙从上海来到北京时，已是2000年前后。海龙、E世界、太平洋这些卖场里，依然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和他想象中的“高科技园区”差别有点大。有次他买了部诺基亚手机，进了点水返回去修，之前的摊主找不到了，只好去另一个摊子修。结果被告知，手机主板是翻新的，早就坏过了。

　　在柳传志看来，中关村卖场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商品匮乏的上世纪80年代大家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市场、怎么做营销，根本不会。”倒买倒卖唯一的目的就是——活命，把资金积累起来。

　　“中关村形成了流通领域的中心，电脑元器件、装电脑的工具都是从这儿开始流通到中国各地区的。其实人们忽略了这一点，老以为不重要。但后来中关村能够变成一个高科技领域的中心，流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块，中国的信息化很难形成。”柳传志说。

　　不过，柳研究员办企业遇到的麻烦，远不止被骗钱这一件。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借用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的一句话形容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

　　和倪光南的汉卡合作后，联想有了自己的独家技术。但是1987年，他们也因此收到一张罚单，原因是汉卡定价过高。当时，物价局规定售价必须在成本之上加20%。所谓成本，只算具体的元器件这些硬件成本和人工工资的成本，而人的智慧成本则全不算，“所以他就给我们开罚单，而且罚得还挺重。”

　　罚了40万，的确是很大一笔钱。他找人入伙公司时，从兜里掏出三毛四一盒的大前门烟都觉得奢侈，比别的烟贵整整一毛。这次罚款，柳传志觉得是“地方政策跟不上国家要走的路”。也有人觉得是没赚到钱的人眼红，故意使绊子。

　　柳传志说，有些年轻同事建议他“开个记者会，把罚款的事告诉天下。”但他没这么做，“当年我的经验就是让领导了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这就是我保命的法宝。”

　　几十年过去，联想始终没有和政策拧着走，保持着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2004年收购IBM后，更打上了“民族品牌”的标签，以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

　　柳传志回忆，在变革转轨的上世纪90年代初。正赶上国外的科技企业纷纷进入中国，本土品牌变得艰难，再加上联想内部的矛盾，同时两面应战让他大病一场，而且睡不着觉，一下住到医院里。